为端牢“中国饭碗”奔走疾呼 ——记戴松恩对我国首部种子法的贡献

戴松恩建议农林部迅速制定种子法手稿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供图

【科学家手稿】

　　有这样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粒生生不息的“种子”。尽管他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他留给大地的种子长成了良田；撒在人心的种子“枝繁叶茂”。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细胞遗传与作物育种学家戴松恩。

　　翻开他写于1978年、名为“建议农林部迅速制定种子法”的手稿，我们似乎又能看到许多年前，他为中国的种子事业殚精竭虑、奔走疾呼的身影。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种子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就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地方品种征集，收集到43种大田作物的近20万份（含重复）种子材料。20世纪60年代，以发布《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为契机，我国种子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解决了当时种子的混杂退化、带病、带虫和品种单一等问题。

　　1956年5月26日，戴松恩受邀参加了时任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招待酒会。总理嘱咐他：“希望你用科学技术增多小麦，让人人都能吃上白面。”

　　如何才能不负总理的嘱托？作为和种子打了半辈子交道的科学家，戴松恩结合多年一线教学科研经验，以及早年留学期间的见闻积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1978年7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农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戴松恩首次公开建议对我国种子工作进行规范化管理，希望相关部门迅速制定种子法，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广泛关注。这是他首次公开倡议制定种子法。

　　1978年8月，国务院批准农业部成立中国种子公司，我国种子管理的制度体系开始逐渐成型，但是当时依然没有提出设立专门的种子管理法规。戴松恩敏锐地感觉到亟须对我国种子工作进行规范化的管理，第一次正式提交了开篇提到的制定种子法的建议。在这篇建议中，戴松恩结合美国、墨西哥在良种选育、鉴定、繁殖、推广、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农业种质资源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迅速制定适合我国情况的种子法；恢复和健全良种审定、繁育、推广等管理制度；重点建立一些良种仓库和良种轧花厂。

　　1978年9月，戴松恩又撰写了“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通过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建议》报送中央领导审阅。同年11月，为尽快推动种子法的制定，改善当时我国种子管理情况，戴松恩修订了“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并抄送至《人民日报》科教部王友恭，于1979年2月刊发。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第二次全国范围作物种质资源征集活动全面展开，这次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征集”的补充，缓解了全国出现的种子多、乱、杂的局面。同时，将完善和加强我国种子管理工作正式提上日程。1981年12月，在戴松恩等专家的建议和国家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在京成立。1986年，国家作物种质库（老库）建成。

　　1989年3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戴松恩提出的组织良种审定委员会、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建立种子贮藏制度、种子调剂检疫等建议在相关条文中得到了体现。

　　2000年7月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的基础上，经过逐步推进和酝酿，《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制定，并于当年12月1日正式实施。截至目前，这部关于种子的法律已经历了三次修订，为规范我国种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端稳饭碗、实现农业现代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价值。

　　2021年9月，国家作物种质库（新库）建成，作为全球单体量最大、保存能力最强的国家种质库，国家作物种质资源（新库）堪称种子的“诺亚方舟”。

　　遗憾的是，戴松恩没能亲眼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颁布实施。但作为最早的倡议者之一，他已经被历史和人民铭记。他那掷地有声的“搞农业离不开土地，只有在祖国的土地上，我那点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家乡父老，为更多人服务！”的话语，至今仍激励着我国农业工作者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用中国种种出中国粮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